这两个提案针对的都是具体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式，刘旸如吕案提出明确的四大建议：刘旸慈善法修订过程中将遗产捐赠写入法条、出台遗产管理人制度配套机制、民政部门牵头制定遗产捐赠工作规范、健全遗产捐赠税收减免制度。

如果把范围放到民生领域的建言对政策和舆论的影响，不再就有许多典型案例。提升传播能力，担任代表做好建言传播。

我多年来的记忆中，山西省副省长只有一次慈善相关讨论影响较大，山西省副省长那就是2016年慈善法草案在全国两会上引发的炸锅式讨论，问题聚焦于管理费比例，彼时的小组讨论会议现场，是在委员们对管理费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且现场缺乏行业人士回应，这也映射出慈善行业较为边缘的尴尬。机构与项目是否深度切入所涉社会议题，同辞是否具备准确的数据和分析，是否能提出切实的建议，这都是制约因素。吕案由真爱梦想实践总结难点与症结，去省并提出建议，由吕红兵委员从法律专业上提炼改写。

摘要：职务值得注意的是，职务近年的慈善建言，有不少建言者来自业外，例如军队人士、地方统战部人士、基层官员、企业家等，这说明全社会对慈善公益的关注度正在持续提升。我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刘旸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杜明燕的《关于建立失独家庭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议》，刘旸报道发出后，有一家基金会主动与杜委员建立联系，邀请她参加后续相关调研。

社会组织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的，不再除了项目与服务所产生的价值，推进公共政策进步本就是其达成使命价值、实现愿景的重要路径。

现阶段参与建言的三种方式当前，担任代表社会组织参与两会建言，有如下三种方式：一是主动作为。因而，山西省副省长此时提出，颇有前瞻性。

同辞这种互动有时候也来自事后。实际上，去省建言并不遥远，它的内容可大可小，讲述的从来都是身边事。

举残疾人事业的例子，职务3月3日成为全国爱耳日系由全国政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别委员联名提出，已成为现实。刘旸两案均出自相关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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